民法典解读之物权编共有财产共管管理费用共担

民法典解读之物权编共有财产共管 管理费用共担

在家庭成员家庭生活中、朋友之间合伙事务中,经常会出现共有财产需要处理。民法典规定,共有财产共管,管理费用共担。

在2016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前,出资人所获合理回报的性质是奖励而不是利润,在立法技术上也把合理回报的规定放在“扶持与奖励”这一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根据《民法典》,非营利法人与营利法人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是否具有营利性,与是否具有公益性,没有必然联系。

通过对上述法律概念的分析可知,2016年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并没有减损和剥夺出资人或举办者的权益,而是为其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条例草案》在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基础上进一步照顾了举办者和出资人的权益和诉求,规定了现有民办学校举办者和出资人可以通过转让举办权的方式,不待学校终止即可实现获得补偿和奖励的权益;规定了举办者在遵循公开、公平、公允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和学校进行关联教育,并获得合法收益等。当然,草案能否最终成为定案,还有待时间检验。

旅游预订量的大幅度增长也将有助于旅游业的恢复,同时,促进旅游行业的就业率。(蔡玲)

“盈利”是一种事实描述、状态描述,如果一个组织或者一项活动(主要是经济活动)的产出是大于投入的,就可以说它是盈利的。而“营利”是一种目的描述、价值描述,即把获得盈余作为组织目标。

2016年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公布前,教育法律法规没有承认对教育的投资行为,而且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性为目的举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2016年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后,出资人对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出资可以视为投资,据此分配办学结余,并在学校终止时分配剩余资产。在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情况下,出资人的出资实际上就是一种捐资。

报道称,希腊是最早一批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初几个月就制定卫生协议并制定有效遏制病毒措施的国家之一。这一做法,也促使外国游客对希腊这一旅游目的地投下了信任的一票。

民法典第301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是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分类管理后,现有民办学校(指2016年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前设立的民办学校,下同)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学校财产并不会收归国有,而是作为学校法人财产由学校法人所有和管理使用,学校终止时剩余财产继续用于其他非营利性学校办学。学校的举办者除了不再获取合理回报以外,仍然享有举办权,这种举办权主要是基于章程的管理权。

提升基层治理的党建引领能力。新时代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要对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基层党组织需要以《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为遵循,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其次,要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党建工作,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主体引领,有效解决基层党组织软弱化、虚化、边缘化等问题,补齐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动方式有待创新、共治合力仍需发掘、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内在动力尚待提升等明显短板。

湖北好律律师事务所张典律师表示,民法典的规定明确了共有财产共管、管理费用共担的基本规则。本案中,甲乙丙三人按照份额出资,对超市的财产享有所有权。甲进货途中产生的管理费,属于共有财产产生的合理费用。因三人没有提前约定,那么就应该按照出资份额共同承担。

学校终止时如何处置剩余财产,是“返还”还是“补偿”?这两个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

有人反对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认为民办学校不能营利就无法获得收入、实现发展。其实这混淆了营利和盈利的概念。

普惠性现在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有关政策文件中使用此概念,主要是指普惠性学前教育。目前的学前教育政策往往把普惠性和非营利性挂钩,实践中一些幼儿园特别是农村幼儿园虽然是营利性的,但其服务对象为困难群体,收费也较低,公平、可及,将其排斥在普惠性政策之外,不利于吸引社会力量举办此类幼儿园,进而可能影响学前教育供给水平。

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在被称为“基层减负年”的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2020年4月又印发了《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基层干部与群众接触最直接,打交道最多,应该多花心思、多用精力,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增强为民服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基层办实事、办好事、办难事,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为群众排忧解难,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群众真正感受到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以及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的实效和福祉。

“共有财产面临重大表决有法定规则。”张典律师表示,共有人之间没有约定时,我国法律对共有物的三类处理事项有特别规定:一是处分共有物;二是对共有物作重大修缮;三是变更共有物的性质或者用途。在处理这三类事项时,需要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否则相关法律行为会被认定为无效。

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是规定法人属性的,普惠性与非普惠性是规定服务定位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一直用的是出资的概念,而不是投资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

共有财产面临重大表决有法定规则

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盈利,而在于盈利能否分配,这一原则从基本法上即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中得到确认,新颁布的《民法典》亦作出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也可能会有盈利(办学结余),营利性民办学校也可能没有盈利,2016年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已对此作出了清晰的规定。

(长江日报记者耿珊珊)

我们长期以来认为非公即私。事实上,在私人和政府之间还有一个“社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既不是个人的,也不是政府的,而是属于它自己或者说是属于社会的。《条例草案》规定了无举办者办学的情况,进一步说明了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作为社会公共组织的性质。

这种观点混淆了教育产品与教育服务享用者的概念。学校的产品是教育服务,学生是服务享用者,甚至在某些教育类型中是消费者。教育服务(义务教育和特殊类型教育除外)可以由国家提供、社会组织提供,也可以由营利性机构提供,教育服务的生产方式不能决定教育服务的性质。

当地时间5月18日,希腊雅典,雅典卫城向公众开放,吸引游客参观,当天希腊露天考古遗址和各类主题公园当天起恢复开放。

增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能力。社会矛盾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基层既是引发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纠纷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一线”。在社会大局总体稳定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环境更为严峻。目前,大量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主要集中在土地承包、土地征用、劳动合同、医患冲突、环境污染、物业管理等领域。城乡街镇和社区等作为社会的基础单元,要切实注重源头预防,夯实基层基础,健全化解机制,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系统性、针对性;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做好利益冲突协调,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风险,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既维权又维稳,切实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

一方面,并非所有非营利法人都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法人、公益性社会团体法人、互益性社会团体法人、捐助法人等,其中互益性社会团体法人就不具有公益性,它的设立目的是为了会员的共同利益。

2016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的核心问题是分类管理,即将民办学校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政策。

提高基层风险治理能力。2019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急管理能力是指应急管理主体为履行应急管理职能、实现应急管理目标而应具备和使用的知识、资源和技能的总和。目前,全国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不放松”,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形势,城乡社区作为社会的基础单元,是否能够在感知、监测和防控突发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上,更加敏感、更加高效、成本更低,取决于能否实现可控可防的韧性治理,能否成功建设以社区共同行动为基础、连接内外资源、有效抵御灾害与风险、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韧性社区。此外,还要认识到,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从而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该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格洛丽亚·格瓦拉(Gloria Guevara)表示:“旅行限制和隔离措施抑制了航空旅行,抑制国际间游客出境旅游的需求。”

反对《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充公论”或“国有论”。这种观点认为,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后,如果选择营利性,成本太高活不下去,相当于“等死”;选择非营利性意味着捐赠,就是一种“充公”。

从司法实践来看,为避免财产共有人之间产生矛盾和纠纷,可从三个方面予以重视:一是要注意尽早就共有财产的相关管理事宜和债务承担方式进行协商和约定,不要等到真正要处分财产再协商;二是要清楚共有人之间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按份共有的还要明确各共有人之间的具体比例;三是尽量采用书面形式进行明确,尤其是涉及财产价值较大时,需要各方签章确认。

民法典第297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组织、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民法典第300条规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民法典第302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负担,共同共有人共同负担。民法典第308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

世界旅游协会称,机票预订数据显示,由于边境限制和英国检疫条例阻碍了游客出境旅行,伦敦已跌至预订量最大的前10个欧洲城市的最后一名。雅典则成为最受游客欢迎的欧洲旅游目的地第4名。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营利法人都是非公益性的,营利法人也可以是公益性的。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把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

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选择营利性办学的,补缴土地出让金、缴纳税费等之后,剩下都返还出资人。这种观点也是对法律的误解。选择营利性,出资人获得的实质上也是补偿和奖励,缴纳税费、补偿和奖励出资人后,剩下的是原民办学校的办学积累,应为学校法人而非出资人所有。当然,补多少、奖多少,要根据学校具体办学情况、出资情况来决定,法律不禁止大部分甚至全部奖励出资人,但其性质不是返还。

在当前学前教育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可考虑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部分优质营利性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当然,要建立评价和监督机制,保证服务质量。

当然,由于教育(特别是学历教育)活动的长期性、复杂性,教育评价的滞后性、模糊性,教育对象的自觉性、发展性以及教育权益损害的难救济性,决定了学历教育机构的主体是非营利性的,而营利性教育机构主要体现在职业关联性较强或非学历教育的领域。随着教育的发展,营利性教育机构将在知识性教育资源供给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甲乙丙三人合伙开了一个小超市,三人约定:甲出资3.5万元购买一辆面包车负责日常进货和送货,乙和丙各出2万元现金做流动资金,乙负责经营,丙管账目。由于在运货途中发生紧急情况,甲只得将货物寄存在他人仓库,产生了1万元的管理费,甲先垫付,随后要求乙丙一起承担费用。但是,三人对此意见不一,那么共有财产的管理费用该如何承担呢?

“返还”意味着学校财产中出资的部分属于出资人,而“补偿”则意味着学校的财产不属于出资人,学校解散时综合考量出资、办学成效和办学结余等情况,对出资人给予一定补偿或奖励。1997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使用了“返还或者折价返还”的概念,但不能据此得出举办者对学校全部财产拥有所有权的结论。2016年修订前,《民办教育促进法》对剩余财产只是规定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但并没有专门法律法规对此作出规定。如果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财政部发布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会计制度》,学校终止时出资人不能主张剩余财产的返还。2016年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现有民办学校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的可获得补偿和奖励。在适用“返还”还是“补偿”问题上,《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前后一以贯之。

教育本质上都是培养人,教育的公益性源自其具有正的外部性,公益性是教育活动的天然属性,是由教育自身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条例草案》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建立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专任教师劳动聘任合同备案制度,建立统一档案,记录教师的教龄、工龄,统一管理、平等对待,这里没有区分公办和民办,没有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其立法理念也源于对教育事业公益性的认识。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的微观基础。基层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石。从政府“管理”到“治理”,从“控制”到“服务”,“中国之治”旨在通过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迈向新时代良法善治、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提高“四种能力”。

很多人认为,学校的“产品”是学生,学生(毕业生)不能由一个营利性的组织来“生产”,因此反对出现营利性学校。

普惠性强调教育的可及性,即能为最多数民众所享有,与机构法人属性没有直接关联。非营利性不一定是普惠的,如美国很多私立大学学费很高,不能普遍惠及社会群体,但它是非营利性的。营利的也不一定是不普惠的,许多营利性机构提供了如水、暖、公交等基本公共服务,普遍惠及了社会群体。